曾在较长一个时期对政协委员的建言流传着顺口溜，“白说还要说”和“说了不白说”。这折射出一些委员的责任心和最终取得效果自我欣慰的写照。同时，也显现了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政协的性质、职能及其作用的确定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协内部、政府及其各部门，及至社会各方面对它的认识与实践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在早期确有“白说”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协内外各方的认识有了提高，各方的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并趋向制度与规范。尤其是当我们的一些建议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后，建言献策的热情更有了提升。
　　记得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时，我送上《制止民工子弟成为21世纪新文盲》的提案。主要内容是，要求重视民工子弟受教育的权利，国家有关部门应修订政策、规章予以保障。几个月后，我收到国家教育部的反馈说国务院有关的几个部门已有联合发文，核心是要求以流出地为主解决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我联系实际考虑此文不能解决问题，流出地既不可能阻止民工携带子女进城，又不可能由流出地政府提供学费到流入地去供读。而流入地则强调地方税收只能提供给本地学生的义务教育。虽然我的提案未能收到效果，但我不认为是“白说”，因为国家教育部还是给了我反馈，对反馈感到不满意则还可以再提。于是，我就再送追踪提案，有针对性地反映已有的文件难以操作，且流出地不可能有财力在当地解决或提供钱款异地解决民工子弟的入学问题。至于流入地因未被确定为责任主体，难有作为。这份提案得到许多委员的赞同和署名。去年，见到了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办的联合发文，即关于解决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的78号文件。文件中规定了两个为主的原则，即以流入地为主和以公办学校吸纳为主。于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便积极筹划和行动起来，外来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状况随之较快地趋向改善。
　　78号文件的出台背景，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要求，并不决定于我的提案，但也不能排除两次提案可能起到的催化作用。
　　印证“说了不白说”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从历史发展的视野看来，“白说”的烙印是越来越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