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普通的内科医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做了四届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工作中，有些提案是从日常生活中有感而发的。关于银行实名制的提案就是如此。
　　大约在1993年，我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某地一个贪官，把贪污所得的巨款，寄存在边远山区的姐姐家。其姐很知道这钱的来路不正，不能见天日，于是把钱放在罐里埋在床下。不想东窗事发，贪官被绳之以法，从地下取出赃款，其姐也以“窝赃罪”受到惩处。对此我忽然想到：要是那贪官不是把钱藏到其姐那里，而是胡诌个名字，存在银行里，情况会是怎么样呢？赃款当然还会没收，但银行肯定不会受到窝赃查处的，案发前还要为赃款支付利息，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如此优厚的条件，恐怕贪官们都是心知肚明的。而我们银行的固定模式是存款自由，还要为储户保密，这也都是按章办事。
　　问题还不仅如此。赃款能存，公款私存，更不在话下。公款放在银行里，例不付息或付息极微。胡诌个名字，改为私人存款，银行就得支付不菲的利息。而利息所得，一般都是流入小金库、小小金库，甚至个人腰包。每年由此流失的资金，肯定非常惊人。
　　居民存款余额，一直被认为是提示人民收入增加的硬指标。但想到存款中会有赃款和公款时，就不是那么乐观了。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1994年公布的新增居民存款6135亿元，而这年居民的货币收入总量是21300亿元，另外还有月2000亿元的利息收入，总计是23300亿元。当年社会零售商品总额是16053亿元，服务费支出2000亿元。据此推算，1994年至少应有5247亿元的结余，即使全部存入银行，也达不到6135亿元的公布数。何况居民不可能把手头结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
　　我于是感到可能居民储蓄存款的统计，也有“水分”，不是人们认为的百分之百可靠的硬指标。“水分”从何而来？一是赃款，二是公款。
　　我的储蓄实名制提案就是这样提出的。只要严格推行实名制，建立凭个人身份证在银行开户的制度，赃款、公款问题，就能基本杜绝。仅凭此点，当然不能消除贪污腐败，但至少不能让贪官们到银行“自由”存钱。
　　那年回到南昌后，我应邀到一个县同县政协委员们座谈“两会”感受，说到我的这个实名制提案。委员们都很支持，倒是银行界的同志表示担忧：这样做，是不是有违存款自由和为储户保密的原则？他们的顾虑我是很能理解的。
　　那些年里，银行揽储，工作做得很细致，很辛苦，不愿做一点让储户不开心的事。但我想，正当储户应该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国家保护合法的劳动所得。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好怕的？不开心的人也有，就是那些贪官和从公款私存中得利的人。国家应该让他们不开心。
　　当然，为储户保密也是非常必要的。非依法，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得向银行调查公民的存款。银行有权拒绝。该拒绝而未予拒绝，也是要被追究的违法行为。
　　实名制终于实行了。有些朋友向我祝贺，好像是因为我的建议才有此制的，其实不然。业内人士都知道，存款实名制，银行界早已作了充分调研和考虑，我的议论，只是为它的催生烧了一把火。
　　但是最后实行的实名制，与我当年的设想还是有两点不同。我主张居民要持个人身份证到银行开户，至于存折上用什么名字，还可听便。我说这好比作者投稿，你用什么笔名发表，尽可听便，也为你保密，但你要把真实姓名告诉编辑部。现在只认可与个人身份证一致的实名。应该说，这比我的设想更彻底、更健全。我当年的建议，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实行实名制时，应当让储户指认过去以虚名存入的钱，统一归并到实名户头下。出此一招，是暗含“玄机”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粮票成为宝中之宝，出了一些贪污粮票的蛀虫。有个省忽然宣布：旧粮票作废。限期更换。此事对一般居民无任何影响，看到积粮票若干万斤的大蛀虫们手中当时贵不可言的大堆粮票，变成分文不值的废纸，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想若仿照此例而行之，相信贪官们是断不敢去指认他以各种虚名存下的巨额存款的。将这些赃款用于教育，则莘莘学子可以无忧矣。但后来实行的是新存户新办法。我认真一想，从全局出发，从安定出发，特别是从银行体制稳定性和法律例无追溯权（除非于被告有利）出发，觉得这样做还是合情合理的。

摘自《人民政协报》200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