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湖北省红安县，红安曾叫黄安，1930年被当时的红色政权改名红安。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经当时的政务院正式改名为“红安县”。她是全国知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200多位将军。每一位将军都有一部个人成长史、革命史，在200多位将军背后，还有许多可歌可泣、平凡而又伟大的烈士及其革命故事。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平凡的家庭和平凡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也许没有涟漪，没有浪花，却成就和汇入了历史的河流。

我在红安度过了童年时光。儿时的记忆里，我家的厅堂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块方形的木牌，长约60厘米，宽约12厘米，整块牌子粉刷着红漆，正中用金水收写着“光荣烈属”四个红色的字，木牌右下方落款为“黄安县人民政府赠 一九五三年”。木牌并不大，也显得有些老旧、斑驳了，那四个大字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失掉了金水的原色，但它始终是鲜红的。我问母亲，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母亲文化不高，又忙于家务和照顾年幼的我和妹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又问了在武汉工作、一年才回两次红安的父亲，他似乎并不愿多说什么，只说那块木牌同我的曾祖父有关。

追寻先烈的足迹

家乡红安有一座烈士陵园，环境十分幽静，童年的我时常去陵园内独自安静地坐着，一坐便是大半天。孤独的童年也为我后来从事写作埋下了伏笔。12岁那年，我们全家搬迁到了省城武汉。临别之际，我又去拜谒了烈士陵园。陵园里陈列着许多遗像，在多数遗像面前我只是走马观花，但当我走到一位名叫“徐书宏”的烈士面前时，我的脚步再也无法往前挪移，心也狂跳着。后来，我一字一句地读他的介绍，才发现他竟是我的同乡，26岁时光荣就义，生前曾担任红军团政委。再看他的遗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像极了我的祖父。

后来，我随全家人一起来到武汉，直到一年后重返红安县、重游烈士陵园，才想起始终有一个未解的谜团。父亲告诉我，我所见到的徐书宏，正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是1930年牺牲的，那时，我的祖父年仅一岁。曾祖父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的遗像也是依照我的祖父的容貌来画的。那天，我望着照片上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曾祖父，泪流满面。自那时起，一颗文学的种子便悄然种在了我的生命里。冥冥之中有一种使命，推动着我将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曾祖父、祖父等长辈的故事记录下来。只有将他们写下来，他们便一直活着。

爱的守护

曾祖母带着一岁的祖父开始守寡，孤儿寡母的，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她将祖父培养成才，没有父爱的祖父，同祖母结婚后，生下我的伯父和父亲，父亲不足10岁，祖父便和祖母离了婚。我在一个老式的木柜里见过一张手写的白纸黑字的离婚证书。8岁便同祖母一起生活的父亲，同样缺少父爱，他同我的母亲结婚后，生下我们三姊妹，我是老二。父爱一直是我们徐家四代人最缺乏的东西，这是历史造成的遗憾。所幸我有一支笔，可以将这些历史变成文字，弥补生命中的一些缺憾。

父亲是恢复高考后，从我的老家红安县觅儿寺镇考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念的是某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是一位中共党员。他念完初中后就辍了学，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了十年，县里多个水利设施建设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村里百十亩地都有他劳作的身影。他还短暂当过代课老师、赤脚医生。我出生不久，他便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后来告诉我，他们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不到18岁，父亲就是那个年纪偏大的。父亲去武汉读书、工作时，母亲便带着我们在觅儿寺镇生活，后来又照顾中风的祖母，直到我12岁时，全家人才团聚。因此而造成了父女感情的疏离，萦绕了我终生。直到我开始写作后，才渐渐理解父亲的不易，也懂得了他为什么不愿意提起祖父和曾祖父。

我有幸成为一名作家后，父亲将我看成他的骄傲，向所有的亲朋展示我出版的书，也主动同我交流，我才因此得知曾祖父的故事，这距离我第一次知晓曾祖父已经过去20年了。

历史的传承

红安人董必武创办了武汉中学，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培养许多青年才俊，我的曾祖父徐书宏正是武汉中学的学生。曾祖父是个奇人。他出生于1904年，长得一表人才，不仅文采斐然，而且身手了得。1927年底参加了着名的黄麻起义后，随起义队伍转战黄陂木兰山，当时撤退木兰山的队伍号称“红七军”。曾祖父的职务是红军团政委。老家黄安县觅儿寺镇离木兰山距离不过30公里。次年初，驻扎黄安的当时国民党保安团派人到曾祖父的驻地侦察，得知曾祖父因眼疾未随部队一起同行，便派出大批保安团对他围追堵截，因眼疾影响了他的行动，他被保安团团团围困，眼看无法脱身，他机智地撒下一大把现大洋，起先那些士兵纷纷哄抢地上的钱，为他留出了一些脱逃的时间，后来保安团长官鸣枪命令士兵不许抢钱，曾祖父才被抓捕。曾祖父被押解到八里湾当时的保安团一个营部驻地，营长见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不忍对他下手并反复威逼利诱。曾祖父英勇不屈，慷慨赴死。他牺牲后，那帮匪徒甚至想把他的头颅挂在城头示众，这位营长极力阻挠，他们才未能得逞。父亲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语气是平静的，而我却再一次泪流满面。

我的祖父也是一位党员，1957年他作为湖北省的十个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参加中央手工业干部培训学校，他本该有大好的前程，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命运骤转直下。关于他的事，我知道得不多，父亲也不愿多说，祖父的事，便成为又一个谜团。

父亲1981年参加工作，一进单位，便用娟秀的字体、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三千多字的“入党申请书”，受祖父成分的影响，直到5年后才获得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事隔40年，当我手捧父亲字帖般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时，百感交集。

这些历史，不是虚实掺半的小说，而是发生在我祖辈身上活生生的事实。这段历史不偏不倚地落在我身上，沉甸甸的。我曾去烈士陵园的曾祖父墓前拜祭，我知道，这只是一座空空的坟墓，它甚至不是一个衣冠冢。曾祖父一直活在这里，他是一位光荣的革命先驱。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光荣的九三人，作为一名作家，我有责任牢记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大写的人，用手中的拙笔，记录下这段红色历史，书写新征程上有筋骨、有温度的故事。

（本文作者徐向群系南宁市政协常务委员，36524总部电话_365bet网上娱乐场_约彩365官旧版本网客户端下载南宁市青秀区委主委）